經(jīng)世致用理念實際上儒學的一個基本特征，儒學是入世，儒學是世俗的事，如何處理人際關系，如何好好地守秩序，善良為人，都是講做人的，它的六義都是講做人的，儒學本身是經(jīng)世致用的一個東西。為什么到了近代經(jīng)世致用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事情，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認識論和哲學的重要范疇、重要理論呢？

其實它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詮釋或者對現(xiàn)實的一些反映，魏源的經(jīng)世致用理念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對那個時代做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回應。因此，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他具有解放思想、振聾發(fā)聵、石破天驚的作用，這是它的意義所在。

為什么呢？齊思和先生講魏源，講了四句話，他說；“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jīng)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凡此數(shù)學，魏氏或倡導之，或光大之。匯眾流于江河，為群望之所歸， 豈非一代之大儒， 新學之蠶叢哉？”這段話是一個綱領，我們讀魏源、學魏源，把這段話弄清楚了，其實我們也就弄清楚了主要的思想和主要的脈絡。晚清的學術風氣中，他倡導經(jīng)世致用的理念來謀求國家的自救，謀求國家的富強，這是他的第一大功勞。第二大功勞是“講掌故以明國是”。這里的掌故可以當歷史講，其實魏源是個歷史學家，他專門有一段寫歷史，后面我們會提到。第三個 “崇今文以談變法”。這個今文就是今文經(jīng)學， 他為什么要講今文經(jīng)學呢？他說為了變法，為了變革。第四條“究輿地以籌邊防”。邵陽出了最早的堪輿大學者。這個事情，林則徐、龔自珍、魏源他們都是有大功勞的，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開始有了邊疆的憂患，甚至于邊疆的危機，所以要對邊疆的堪輿和關注。魏源是個堪輿學家，他的《海國圖志》講的就是地理，而且他對西北、對新疆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有專門的著作。這四句話概括了四個學問，魏源或者是倡導之，或者是光大之，他設計了這四個領域，而且他“匯眾流于江河，為群望之所歸”。魏源是一個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來進行學術表達、進行理論整理，形成經(jīng)世致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個新學問的大儒。他說“豈非一代之大儒，新學之蠶叢乎”，這個“蠶叢”的就是李白的《蜀道難》 “危乎高哉，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講的是他是開天辟地的開辟者。齊先生這段話是個綱領。

一、魏源“經(jīng)世致用”理念的特點

魏源的經(jīng)世致用理念有五個特點。

第一，提倡今文經(jīng)學，從學統(tǒng)入手，解放思想，從學統(tǒng)來影響道統(tǒng)和正統(tǒng)。學統(tǒng)在學術思想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能在知識分子中引起波瀾、引起關注、引起思考。學術是和政治和社會連在一起的。從什么地方入手？從今文經(jīng)學入手，它本身既是學術，也是對現(xiàn)實的關切，也是對現(xiàn)實應對的智慧。因為今文經(jīng)學，特別是《公羊春秋》學說，它很重要的特點叫做微言大義，就是說我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去摳，我是講這個文字背后的含義，甚至于文字本身沒有提到這個意思，但是我從里邊兒可以闡發(fā)出這個意思。今文經(jīng)學一有變異性特點，你可以改變，二有政治性特點，它可以和現(xiàn)實掛鉤，三有解釋性特點。所以今文經(jīng)學、《公羊春秋》學說給學術帶來了一個思考的空間、議論的空間。見微知著，使學術開始走出那種僵化沉悶的局面，這個經(jīng)學維護了儒家學說的大框架。

第二，向“常州學派”學習，有學術創(chuàng)新。魏源跟陶澍比，跟所有這些朋友比，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他有學術性。他有許多學術著作，可以說是著作等身。學術上他并不是獨創(chuàng)，他是向常州學派學習的。常州學派是晚清的一個新的學派，這個學派提倡今文經(jīng)學。最初提倡今文經(jīng)學的這個人叫莊存與，他并不一定是要改變現(xiàn)實狀況，他是乾隆的老師，后來不做老師了，回來后他做這些方面的學術研究。后邊還有一個叫劉逢祿，劉逢祿的學問比莊存與做的要好。第三個階段就是龔魏，龔自珍和魏源。兩人具有鮮明的為現(xiàn)實服務的傾向，這個時候他們把別人已經(jīng)做的學問加以改造，他在跟常州學派傳承的過程中，創(chuàng)立了自己學術上的一個新的學問，叫古微學，就是從最古的典籍里去尋找微言大義。古微學我查了一下，在百度上都沒有，也沒人去解釋它，它實際上是把古代的東西做一個新的闡發(fā)和做一個新的解釋，最著名的著作叫《詩古微》。我們都知道有詩三百，詩、書、禮、易、樂、春秋，“詩”是打頭的，這個“詩”怎么解釋，傳統(tǒng)我們對這個“詩”的解釋政治性很強，對它的學術性和美感解釋不夠。魏源在他的《詩古微》里面，他就把他自己的觀點講了，雖然我講的是“詩”，但是我動了蛋糕，我既然可以動這塊蛋糕，我就可以動那塊蛋糕，我把古代的這個古文經(jīng)學動了一下，看看怎么樣。當然有人反對他，后來的嚴復就很反對他，但他畢竟是把舊的學問撬開了一條縫。而且他的學術水平很高，他把古微這種學問作為入世經(jīng)世的橋梁，作為議政改革的理論依據(jù)。在為政治服務方面，他超過了莊存與與劉逢祿，他與龔自珍一起開辟了今文經(jīng)學的新境界，建立了在學術界的話語權，在知識分子群體里的話語權。毛主席曾說過一句話，諸賢之中吾獨服曾文正。但毛主席前面講了誰呢？前面他講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他說跟這三個人相比，我只服曾文正。為什么只服曾文正？我們知道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他是講今文經(jīng)學的，但是他那個微言大義，拐彎拐太厲害了，實用主義的傾向太強烈了，所以人們都叫他托古改制?？梢娍涤袨椴皇钦嬲拇蟊敬笤?。毛主席給蕭子升寫信說，做人首先要學國學，學國學要有一本書來啟蒙，讀哪本書呢？就讀曾國藩編的《經(jīng)史百家雜鈔》，這本書講國學講得好。他認為靠理學立身，有大本大源。而且曾國藩在理學方面最大的特點是知行合一。他對自己要求嚴格，曾國藩是湘軍集團的無冕之王，包括后來職務高過他的胡林翼、左宗棠，最后還是奉他為將軍的靈魂。為什么？曾國藩有學問，他編的《十八家詩抄》很有學問，大家都服他。而魏源的古微學實際上給了他在知識分子和學術界安身立命的資格。魏源經(jīng)世致用理念是沿著常州學派往前走的。

第三，深受江浙文化中經(jīng)世致用理念的影響，拓寬豐富了他的思想。魏源十幾歲就離開了湖南，六十多歲就死了，他有 37 年時間在江浙，到最后在那邊逝世。他的思想其實受江浙一帶的思想影響很大，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顧炎武、黃宗羲在那個地方就創(chuàng)立了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氛圍，魏源時期已經(jīng)到了清朝晚期了，但是這些思想影響還在。大家注意，魏源編的《皇朝經(jīng)世文編》里，很多地方都把黃宗羲、顧炎武的文章選進去了，證明他是深受他們影響的。另外魏源在江浙看到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的狀況跟湖南不一樣，那邊更開放。而且道光年間英法兩次鴉片戰(zhàn)爭就發(fā)生在這個地方。他做裕謙的幕僚在寧波打仗，打完仗以后俘虜了英軍，最后就派翻譯和官員一起去審問那些英國人的俘虜。魏源在旁邊聽，在旁邊記，他對“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夷”有了了解，他對沿海民營經(jīng)濟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的萌芽是有感覺的，這些思想影響了他。還有就是浙東史學的影響。浙東史學是有流派的，這個流派主張“史學所以經(jīng)世”，用史學來說現(xiàn)在的事兒，古為今用。魏源寫的《皇朝經(jīng)世文編》《圣武紀》《元史新編》《海國圖志》都不是單純的講史學，而是講經(jīng)世致用，這個受浙東史學的影響。

第四，江浙文化與湖湘文化的雙重熏陶，開闊了他的眼界，具備了當時極為罕見的寬闊的政治胸懷和遠大的歷史眼光。所以他既有湖湘文化里邊的理學基礎，也有湖湘文化特別是從王船山延續(xù)下來的實學經(jīng)世觀點。魏源的父親魏邦魯師從溆浦學者嚴如煜，嚴如煜是岳麓書院的杰出學者。嚴如煜的經(jīng)世主張和實踐在湖南是頗有影響的，在岳麓書院也是頗有影響的。魏源受他的父親的影響，他的父親受這個嚴如煜的影響。19 歲那年，魏源去岳麓書院讀書，當時岳麓書院的山長叫袁名曜，袁名曜與羅典齊名，是著名山長。袁名曜山長對魏源很喜歡，給了他很多個別的輔導。魏源在岳麓書院讀書大概不到一年時間，但是他在邵陽和湖湘經(jīng)世學派的聯(lián)系，從小受的家庭的熏陶，他的叔父對他影響也很大，實際上說他是個湖湘學子，這個根底在這兒。他到了江浙后，自然而然地跟湘籍名人陶澍、賀長齡、湯鵬、唐鑒、歐陽厚均、李星沅、黃冕等交往，跟這些人耳濡目染，他得到的文化實際上是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一個具有雜交優(yōu)勢的思想，他的思想高于江浙的文化，也高于我們湖南原有的文化。《海國圖志》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這個開放的思想如果只是守在湖南和江浙，跟外部沒有接觸的話，可能會產(chǎn)生的要慢一點，也沒有這么徹底。

第五，魏源的經(jīng)世致用理念具有更強的實踐性。他以自己親身實踐為基礎。他做過幾個大官的幕僚，參與過鹽稅制度改革，漕運到海運的改革，制定過軍事方面的東西，參與過堪輿方面的調(diào)查，參與過俘虜?shù)膶弳?，他的實踐活動非常豐富，對中國的政情、對社情況是相當熟悉的。這個跟王船山不一樣，王船山是躲在深山老林邊搞了四十年，所以船山基本上是一個哲學的高度、歷史的高度。魏源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特點，他那個生活環(huán)境的特點和他個人的經(jīng)歷的特點。所以他的學問出來以后很接地氣。越是接地氣的東西越容易傳播，越容易被人接受，這是他個人的魅力，他觀點的力量所在。

二、魏源“經(jīng)世致用”理念對晚清湖南的影響

湖湘文化的底子是理學，但是湖湘文化里頭一直有經(jīng)世致用的理念。胡安國就研究公羊春秋的，他有理學的底子，他也有經(jīng)世致用的底子。胡宏超過他爸爸，胡宏是非常主張經(jīng)世致用的。后來就出了個王船山，王船山是經(jīng)世致用哲學的一個大家，一個傳統(tǒng)文化做總結的人。湖南人在嘉道年間，一直到同光年間，受魏源理念的影響很大。

第一，推動了湖南經(jīng)世思潮的發(fā)展。《皇朝經(jīng)世文編》對官場的震動很大。曾國藩在日記里幾次寫到他讀《皇朝經(jīng)世文編》。曾國藩和魏源的關系是個謎。有很多說法，第一個說法他們性格不同，曾國藩是謙謙君子，魏源則大大咧咧。他們兩人的直接關系沒有發(fā)現(xiàn)文獻記載，也沒有文獻說他們兩人有矛盾。魏源的兒子叫魏琪，在曾國藩帳下做幕僚。曾國藩去世的時候他已經(jīng) 52 歲了，曾國藩去世是 62 歲，魏琪是 52 歲，他給曾國藩寫了一副贊揚的挽聯(lián)，他的落款很有意思，“世侄”——我是你們家的孩子，這就說明他們之間沒什么大疙瘩。《皇朝經(jīng)世文編》對曾國藩影響很大，對整個湘軍集團影響很大。曾國藩的洋務運動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指導思想開展的，整個湘軍集團是接受“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指導思想的。曾國藩日記里還有一篇講到邵陽魏家，是不是魏源家呢？沒有下文。有材料證明左宗棠跟魏源的關系非常好，其他的人都學習魏源的理念，所以魏源對湖湘文化的影響非常好，這和《皇朝經(jīng)世文編》有關。其實《皇朝經(jīng)世文編》開始的影響比《海國圖志》大。為什么？賀長齡是主編，魏源是實操，這本書的創(chuàng)新在哪兒，他用事實說話，用自己的話說事兒，他通過講故事來講經(jīng)世致用。魏源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他不觸動整個王朝的框架基礎，他說他自己的，前面我講到他的古微學也是這樣。他寫的《圣武記》都是歌頌清朝的武功的，當然這個時候的武功已經(jīng)是和外國人作對了。查了一下《圣武記》的寫作時間，正好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燒了圓明園的時候，《皇朝經(jīng)世文編》對官場的震動和影響一直到了戊戌變法?！痘食?jīng)世文編》后邊的人一集一集跟著出續(xù)集，因為皇家也喜歡，它得到了最廣大官員的接受。

第二，促進了湖湘“經(jīng)世理學”的發(fā)展。《海國圖志》給湖南人送來了一個世界眼光，給湘軍集團，給湖南士林帶來了一片新的天地。我們湖南人雖然也是務實的，但務實怎么和開放結合起來呢？《海國圖志》解決了這個問題，“師夷長技以制夷”，務實與開放的關系?！皫熞摹边@兩個字是很難說出來的，“夷夏”之辯從春秋五霸的時候就開始了，春秋五霸就有一個詞叫“尊王攘夷”。以后歷代都講“夷夏”之辯，不能以“夷”變“夏”，必須以“夏”變“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王船山都是這個觀點，現(xiàn)在怎么可以“師夷”呢？所以剛才袁老師講到“悉夷、款夷、師夷”，那時都是石破天驚的。我們湖南人近代歷史之所以輝煌，是因為我們沒有固守著我們湖南盆地，我們的眼光面向了世界，洋務運動就是面向世界。曾國藩召集了五百多人，包括徐壽、華蘅芳，天天研究怎么做軍艦、做大炮。中國的大工業(yè)是從湖南開始的，中國的軍事工業(yè)是從湖南人開始的，中國的大國企是從湖南開始的，中國的大官商也是從湖南人開始的。湖南人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化的大門，湖南人開啟了對外開放的大門，這兩扇大門的打開和魏源帶來的《海國圖志》有直接關系，和魏源帶來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有緊密關系。我們這么保守的湖南人，以理學為宗的湖南人，怎么會接受“師夷長技”的理念呢？就是我們在平定太平軍的第一線，發(fā)現(xiàn)他們那個武器太厲害了，不學習這個武器，我們的 “禮”就沒了，天下就就沒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曾國藩給朝廷上書不僅僅是要“師夷技”，還要“師夷制”。我對這三個字看得很重，“師夷制”是什么意思？而是要學他的知識，所以我們后來才有郭嵩燾，所以我們才有曾紀澤，所以我們才有譚嗣同，才有這樣的一些學習外國先進，所以這個“夷夏”之辯和《海國圖志》關系太大了，和魏源帶來的新世界、帶來的新眼界、帶來的新的豁達的胸懷，和我們遼闊的事業(yè)關系非常大?！逗鴪D志》這個著作，不斷打開了湖南文化的新境界，把湖南人帶入了新的世界和新的時代。理學之鄉(xiāng)的這些士子們不僅有王船山經(jīng)世致用的深厚哲學基礎，而且接受了處在開放前沿和時代前列的江浙經(jīng)世致用理念的影響，把忠君愛國、經(jīng)世濟民與經(jīng)世致用、與時俱進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湖湘特色的經(jīng)世理學。我寫了一篇文章，湖湘文化理學，并不是說到王船山就沒了，王船山以后，我們的理學變成了經(jīng)世理學，這個經(jīng)世理學的轉折點就在魏源。

第三，為“師夷長技”為洋務運動提供了戰(zhàn)略思想，也為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提供了深層追求的邏輯。近代中國發(fā)展就是堅船利炮從器物上學習西方，戊戌變法從體制上學習西方、學習日本，辛亥革命從制度上學習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十月革命，巴黎和會，我們停止了學習西方，這個時候我們學習俄國，到 1943 年共產(chǎn)國際解散，我們開始走自己的路。其實毛主席提出農(nóng)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制度早就走自己的路了。我們走的是西方人的路、俄國人的路和自己的路，三個階段。但是向西方學習這一段路沒白走，我吃三碗飯才吃飽，是不是前面那兩碗飯就不吃，直接吃第三碗飯就飽了呢？顯然不是，向西方學習這個過程很重要，我們到今天我們?nèi)匀灰蛭鞣健⑾蚰切┌l(fā)達國家學習他們很多好的、美的東西。從文藝復興以來，從蘇格拉底以來，這些東西我們能夠離開他們嗎？離開他們，我們的燈也不亮了，我們的車也不開了，我們的飛機也停了，是吧？這個 “師夷長技”、“師夷長制”，實際上是湘人為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曾國藩和他的湘軍集團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實踐者、先行者，這個思想是深受魏源的影響。

第四，為變法維新提供了思想武器。這點我們過去講的不多，其實我們現(xiàn)在看這今文經(jīng)學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莊存與，第二個階段劉逢祿，第三個階段龔魏，第四個階段康有為，康有為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發(fā)展?？涤袨榧由狭簡⒊?，加上譚嗣同，他們?nèi)齻€人的思想是今文經(jīng)學以微言大義來進行變化的。所以近代啟蒙的思想起源于魏源。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從王船山到魏源，到譚嗣同，到毛澤東，湖南人走過了一個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這么一條道路，這條道路中的一個重要的鏈條，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是魏源的經(jīng)世致用的理念。

作者簡介：鄭佳明，湖南長沙人，著名湖湘文化學者，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省社科聯(lián)原主席、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師范大學教授，電視劇《走向共和》《恰同學少年》總策劃，《雍正王朝》總監(jiān)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