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陽新聞網訊（通訊員 陳揚桂）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清有賀長齡，然后有魏源。

魏源與賀長齡的關系，看起來是幕府賓主關系，但實際是一對相依相敬的朋友，同時也是千里馬與伯樂的關系。湖南隆回人魏源與湖南長沙人賀長齡原本是一對老鄉(xiāng)，相互間有敘不盡的鄉(xiāng)誼，加上彼此思想相近，觀點相同，只做到知州的魏源，能夠與官至總督的賀長齡相知相交，亦師亦友，也就不足為怪了。

魏源，字默深，生于1794年，道光年間中的進士，一度擔任過內閣中書，后來官至江蘇高郵知州。比他年長9歲的賀長齡，是魏源在岳麓書院的學長，歷任山西學政、江蘇按察使、山東巡撫、江寧布政使、福建布政使、云貴總督等職。兩人最初相識是在1814年，此時剛滿20歲的魏源隨父進京，以讀書備考為己任，雖然也有一些教學交游活動，但到底還是一名“待業(yè)青年”；而賀長齡早在6年前就已進士及第，在京城擔任編修了。盡管他倆功名相差懸殊，但因為有“無日不讀書，亦無書不讀”的共同愛好，這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一開始就走得很近，以后又常有交往，關系日益密切起來。就在這密切的交往中，賀長齡越來越真切地感覺到魏源的曠世之才。

賀長齡在官場如魚得水，他在做了一段時間編修之后，就下派為地方官員，以后一路青云直上，當上了總督大人。而魏源則屢試不第，長期在外奔波流浪。一邊是魏源的懷才不遇，一邊是賀長齡手下無才可用。出于幫助提攜同鄉(xiāng)好友，也是為了自己的治政尋求智力支持，早在1819年，賀長齡還是山西學政時，就把自己相中的“千里馬”魏源延請到了學臺帳下。魏源也就從此成為了一名履行參政議政職責的“亦官亦民”的人物，首次與政治結了緣，從而為他成為杰出的思想家打下了政治基礎。

1825年，賀長齡任江寧布政使，相當于主管財政、人事的“常務副省長”后，再次把魏源請到了自己的幕府擔任幕僚。這段時間，魏源幫助賀長齡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利用賀長齡的私人藏書，代替他編輯了《皇朝經世文編》；再就是為他十分關注的漕糧海運問題南北奔波，考求古今，提出了詳盡而周密的改革方案。而這時，陶澍也從安徽調任江蘇巡撫來了。那年的上半年，魏源集中精力著手編輯了《皇朝經世文編》一部分后，下半年又接受陶澍、賀長齡的邀請，參與海運計劃的制定。次年春，他又赴北京參加會試，再一次名落孫山，便回到蘇州繼續(xù)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到年底完成。這樣一來，《皇朝經世文編》就不是一口氣編輯而成的。這部收集了清初以來政治制度、經濟改革、水利建設方面1300多篇文章，洋洋300萬言的巨著編成后，署名為賀長齡、魏源等編，但主要是魏源的智慧和成果。魏源編輯此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言心必驗于事、言古必驗于今，言人必資于法、言我必乘于物。書中大造了改革輿論，所以它一問世，就如一石擊起千層浪，一掃當時知識分子不問世事，埋首故紙堆的風氣。當時的讀書人讀了這本書后，感到眼界大開：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么多學問，原來國計民生處處都是學問!此后數(shù)十年內，該書風行海內，書中所收文章的體例幾乎成為當時學術論文的流行文體，影響了一代學子，形成了一種務實的學風。以會讀書、會辦實業(yè)著稱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稱贊此書“于經濟、掌故、交涉、政要最稱明備。”為了褒獎賀長齡和魏源合作編輯《皇朝經世文編》的業(yè)績，有一位后起的學者撰寫了一首詩：“勤搜典籍賀長齡，善取精華魏默深。一卷大開天下眼，方知學問在生民。”

漕糧是歷代朝廷通過水路向京城供應糧食的專稱。到了清代嘉慶年間，運河干涸，河運受阻，改革派主張將漕糧由河運改為海運，而守舊派則以先世成制不可改變?yōu)橛蛇M行阻撓。魏源是海運的積極主張者，他認為海運勝過河運，具有利國、利民、利官、利商的優(yōu)勢。他進入賀長齡幕府后，最大限度地推行自己的這些主張，直接支持和推動了陶澍、賀長齡所負責的漕運改革。在賀長齡幕府這段時間里，他代替賀長齡起草了《復魏制府詢海運書》、《海運全案序》等文稿，文中申述海運之利，極力主張由海商運送漕糧，并幫助賀長齡編制了具體的海運方案。

1827年4月，賀長齡調任山東布政使。赴行前，他又邀請魏源同往山東上任。然而，魏源正在準備第三次會試，加之考慮到家父邦魯公在江蘇做官，且年歲已高，不便遠游，便向賀長齡遞了辭呈。辭職歸辭職，此時的魏源卻私下里專程去拜訪了隱居于南京吳門的策士包世臣，代賀長齡咨詢治理山東省的方略。在為賀長齡餞行的宴席上，魏源將自己咨詢到的治魯方略和盤托出，獻給即將上任的賀長齡。

對魏源，賀長齡也倍加愛惜，臨行前，他向自己的上司陶澍力薦魏源。而魏源和陶澍本來就是世交關系，有了賀長齡的力薦，便更加順利地進入了陶澍的幕府。此時的陶澍，已經升任兩江總督。魏源在陶澍身邊，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他輔佐陶澍進行了一項重大改革——鹽政改革。幾年下來，淮北私鹽絕跡，國家稅收大增，陶澍為朝廷立下蓋世功勞。在這功勛章里，有陶澍的一半也有魏源的一半。

魏源無論在不在賀長齡身邊，他們總是聲氣相通，感情相投的。比如在禁煙問題上，他倆都是嚴禁派林則徐的支持者。據史料記載, 貴州在1835年前后，就已經有人栽種鴉片,開設煙館了。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東禁煙的同時,貴州巡撫賀長齡也在貴州嚴厲查禁鴉片。而此時，魏源在江蘇揚州的寓所潔園，又是撰文，又是寫詩，向鴉片宣戰(zhàn)，與林則徐、賀長齡遙相呼應，在道義上支持了嚴禁派。

1845年，已經年過半百的魏源，終于中了進士，有了做官的資格。這一年，他被朝廷委任為江蘇揚州府東臺縣知縣。因為有了重任在身，他不能云游四方了，便在工作之余，第三次修訂《圣武記》。此時，賀長齡也是剛剛升任云貴總督，兩人天各一方，難以聚首。第二年4月初，正碰上魏源的弟弟回湖南省親祭祖，魏源托他帶回10本新出版的《圣武記》，請賀長齡的弟弟賀熙齡轉送賀長齡，同時附信問候，信中提到賀長齡“總制西南，大為吾鄉(xiāng)之慶”?？梢娢涸磳Σ畼焚R長齡的感恩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