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輕易“得罪”人可能是人的自然天性。但是，雖說我們這個世界到處洋溢著真善美，然而假惡丑也是與生俱來的。尤其是在時時充滿著矛盾，事事充滿著斗爭的情況里，欲行“好好主義”可又怎么坐得穩(wěn)“好好先生”呢？這就恐怕要講點“得罪”。

朱镕基同志曾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分組討論時說：“公道正派，敢于得罪人的，要讓他擔(dān)當(dāng)重任”。爾后，在新一屆國務(wù)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提出“五項要求”的第三項是“要從嚴(yán)治政，敢于得罪人。”一國之總理，如此反復(fù)提出這一特殊要求，足以說明“得罪”人之于“治政”的重要。而在“得罪”之前均冠以“敢于”，既折射出了怕“得罪”人的普遍心態(tài)，又道出了要為“從嚴(yán)治政”而去“得罪”人的決心和信心。他所說的“敢于得罪人”是以“公道正派”為前提條件的，與那種原則不要，小事計較，挾私整人，以勢壓人的得罪人是截然不同的。改革越是向縱深發(fā)展，利益調(diào)整的力度越大，只要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長遠利益，誰也不可能不得罪人。怕“得罪”人的，凡事干不了，干不好，怎可重用？朱總理的特殊要求確有特殊意義。

怕“得罪”人的，官也好，民也罷，大都是尊崇和為貴，認(rèn)為義氣隨和人緣好，殊不知世界上沒有方方面面都照顧到而皆大歡喜的事，你迎合了少數(shù)人的心意，讓少數(shù)人稱贊，必然有悖于多數(shù)人的利益和要求，失去多數(shù)的支持，為多數(shù)人所鄙視，而不得不備嘗左右受夾的煩惱。怕“得罪”人，往往功過不分，是非不辨，往往寬容了落后情緒，遷就了個人主義，姑息了鄙視行為，助長了歪風(fēng)邪氣，其不得罪之“罪”如何，可想而知。這是任何高明者求不來避身術(shù)而又玩不得圓滑的。

當(dāng)然，不怕“得罪”人必先自身硬，做得正，站得穩(wěn)，如似“泥菩薩過河”，豈不被人倒打一耙？何以“得罪”得起呢？有個管官的官如是公開聲明：生不要選票，死不要花圈！他鐵定要“得罪”而且成功地“得罪”了一批貪官污吏。如此無私無畏，那些被少數(shù)人誤解而受到中傷，從陰暗濃湯扔出幾顆石子、選舉中少了幾票，等等，自然不屑一顧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敢于“得罪”人，是否也是一種難能可貴、可歌可泣的精神境界呢？